【案例导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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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史：骗子的历史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作者：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
第一章: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
第二章:传统骗术
第三章:近代骗术
第四章: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
第五章:骗子的危害
第六章: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
【案例正文】
在西方学术界，不少学者习惯于将中国文化归结为“做人的文化”、“做人的学问”。如果以孔孟儒家观之，亦无不可。在以孔孟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，关于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信、爱、孝、诚、宽、勇、敏、智、刚、毅、讷、仁等等做人的范畴有不少界定和论述，确实在安生立命、个人与家庭、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等等方面有丰富而精辟的论述。一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流传千古，并成为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模式，就足见儒家文化的魅力与透射力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种激励个人与社会同构、同步发展的正文化，其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向上向前的。
当然，有正就有反，有正就有负，有正就有邪，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。同正文化相对的就是负文化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负文化有多种构成，骗文化即是其中一种。骗子是骗文化的生命个人和实践主体，骗术是骗文化的表现方式，主要通过骗子及其群体的活动予以表现。骗文化同诚文化相对应，其主体精神通过骗术谋取利益，甚至是损人利己，损公肥私，获得不正当的利益。谋利与行骗，就是骗子的动机与实践。在骗文化中，逐利是其文化内核，骗子虽经世代变迁而表现为不同的脸谱，但是，它无论经历多少次正文化的打击，其文化内核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。没有逐利的文化心理和动机，就不会出现骗子这一社会角色，也不会产生古往今来面目可憎的骗子群体，更不会氤氲化生千奇百怪手法残忍的骗术，当然也就谈不上世代传承的被奉为经典的骗经了。
骗文化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正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，因而它对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作用从总体上讲，是反方向的，即阻碍的、反动的作用。人们认识它，研究它，分析它，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它，使社会进程更快，使文化发展更好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，人类文化向前推进，首先需要世代积累，其次需要发展。在世代积累中，既有正文化的积累，又有负文化的传承；在文化发展中，离不开正文化同负文化作坚决的斗争，两种文化的斗争，也是人类文化被推向前进的重大体现。因此，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，一定要善于同骗文化等负文化作斗争，促进正文化的繁荣发展。
从汉语语言文字的历史看，“骗”只是一个后起的字。至少在东汉以前，没有“骗”字。而是使用“诈”、“欺”、“诳”等字词。
在西汉学者编辑的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中，没有使用“骗”字；在东汉学者许慎编撰的汉字经典《说文解字》中，也找不到“骗”字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社会的早些时候不存在“骗”这种社会行为。在当时，人们使用另外的同义词或近义词。
诈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云：“诈，欺也。”今本《古汉语常用字典》特别提醒道：“古代凡欺骗的意义都用诈，不用‘骗’。”（《古汉语常用字典》第316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1年）
在古代典籍中，“诈”词用得比较普遍。如《左传・宣公十五年》：“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。”《荀子・三制》：“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。”
《战国策・秦策一》：“大王以诈破之。”
欺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云：“欺，诈欺也。”可见诈同欺是近义词，欺即是诈，诈即是欺。在古代典籍中，“欺”词用得比较广泛。《韩非子・孤愤》：“苏秦欺寡人。”宋代出现的成语“欺世盗名”，语义起自战国时期。《荀子・不苟》：“夫富贵者则类傲之，夫贫贱者则求柔之，是非仁人之情也，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。”北宋苏洵在《辩奸论》一文中，说：“王衍之为人也，容貌语言，因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”《宋史・郑丙传》、《宋史・魏了翁传》，都运用了“欺世盗名”的成语。
此外，与“骗”的近义词还有“诱”(诱骗)、“诳”(诓)(诳骗)、“伪”(伪诈)，等等。总之，诈、欺、骗在古汉语语言文字中，它们的字意、词义是相近的或相等的。这样，从古到今，围绕着“骗”的意义出现了一批近义词或同义词，如：欺诈，诈骗，欺骗，诳骗，诓骗，等等。
骗，就是做假，围绕着作假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。骗之所以能够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思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，因为它同人类的智慧常常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这种联系性，体现为真与假矛盾的辩证性与统一性。成书于明清之际的《三十六计》就可以说明问题。在很大程度上说，三十六计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一计概括――骗计。在三十六种计策中，骗计以各种形式和内容表现为19计。（参见陈弓编：《三十六计》(秘本兵法)，武汉出版社，1994年）
瞒天过海计。主要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和处理事物中，由于对某些事情见惯不疑而常常产生疏漏和松懈的思想与行为，因此能够乘虚而入，示假隐真，把握时机，出奇制胜。
借刀杀人计。主要是通过制造假象，挑拨矛盾，利用矛盾，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。
声东击西计。就是在攻敌中忽东忽西，即打即离，制造假象，诱骗敌人作出错误的判断，然后趁机取胜。
无中生有计。无，指的是虚，是假；有，指的是真，是实。此计是在真假中做文章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忽真忽假，忽伪忽真，通过真假互变，诱使敌人判断失误，并造成行动失误。
暗度陈仓计。制造正面进攻的假象，诱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假象上，而悄悄派兵迂回到敌后，乘虚而入，致敌于死地。
笑里藏刀计。主要是通过伪装手段，欺骗麻痹对方，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与行动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宝剑出鞘，制人于死。
李代桃僵计。这是以李代桃的调包计。一曲《赵氏孤儿》，感人肺腑，人们无不为其中的调包计所折服。
调虎离山计。主要是诱骗敌人离开有利的地点与条件，伺机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。
欲擒故纵计。纵，是假纵；擒是目的，是行动的真实意图。通过假动作诱使敌人失败。这正如兵法所说：“所谓纵者，非放之也，随之，而稍松之耳。”
抛砖引玉计。砖，是小利，是引诱敌人上当的诱饵；玉，是大利，是真实的意图。此计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、诱骗敌人，使之懵懂上当，中我圈套，然后击败敌人。
金蝉脱壳计。是指通过伪装摆脱敌人，撤退或者转移，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谋略。稳住对手，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，保持已有的形式，改变内容，使自己脱离险境，变被动为主动。
假道伐虢计。兵法说：“假地用兵之举，非巧言可诳(骗)，必其势不受一方之胁从，则将受双方之夹击，如此境况之计，敌必迫之以威，我则诳之以不害，利其幸存之心，速得全势。彼将不能字阵，故不战而灭之矣。”主要是制造虚利诱人上当，趁机夺取别人的利益。
偷梁换柱计。指用偷换的办法，暗中改换事物的本质和内容，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。
假疾不癫计。此计的要害在一个“假”字上，善于伪装，韬光养晦，蓄势待发，伺机而举。正如兵法所谓：“假作不知而实知，假作不为而实不可为，或将有所为”。
上屋抽梯计。是指以小利诱骗敌人上钩，然后截去其退路或援兵，最后将敌人一举围歼。
树上开花计。是指当自己的力量比较小时，却可以借助友军的势力或某种因素制造假象，使自己的阵营显得很强大。树上开花，是说树上根本没有开花，但可以用伪装，如用彩绸剪成花朵粘在树上，做得和真花一样，不仔细去看，真假难辨。
空城计。是指暴露弱点，伪诈强大，使敌人不敢贸然深入。正所谓“虚者虚之”，“疑中生疑”，让敌人怀疑形势险诈，犹豫不前，贻误战机。
反间计。是指因势利导，借助敌人的间谋，陷藏真情，使之传送假情报，诱骗敌人上当吃亏。唐代诗人杜牧对反间计别有一番体察，说得入木三分：“敌有间来窥我，我必先知之，或厚贿诱之，反为我用；或佯为不觉，示以伪情而纵之，则敌人之间，反为我用也。”
苦肉计。是指借助人们相信常识的心理，诱骗敌人上当。一般来说，人们都不会自愿地伤害自己，如果说被别人伤害，那一定是真的。如果自己以假当真，敌人一定不会生疑，从而中计。
上述“骗计”当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思维方式，从矛盾律中思考问题，解决问题。从文化学的角度看，人们将真―假矛盾体演绎得如此精彩，是社会发展与人的智慧成熟的结果。
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骗的含义，那么，它可以以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的面貌出现；骗，――虚假，相对于真实而存在，并以真实为依存。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为参照，就无所谓虚假了。作为动词，骗，――做假，作伪，相对于求真而存在，并以求真为目的。做假正是为了接近真实，获得真实。作为形容词，骗――体现了追求真实的激烈程度，物极必反，超过其度，达到了假的地步。
单单讨论字义、词义，骗，只是一个中性词，只是一种文化的个体，它本身没有正反之质别。骗，如果服从或服务于崇高的事业或社会正义，那么，它即是一种善；反之，它如果同阴谋、卑鄙、肮脏等等字眼结伴而行，那么，它就是一种罪恶了。
骗术：适用于道德判断
骗术究竟起源于何时?恐怕无法确证。这大约只能适用于人们从学理上予以认识。
骗术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。有了人与人的交往，就会有骗术产生。先秦典籍关于一些经典性骗例的记载，就足以证明骗术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。
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老少咸知的关于讽刺好逸恶劳的例子，证实人们早先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存在骗术与骗行。――某户人家的男子原靠自己的劳动养家口，而又爱虚荣，在家里谎称自己在衙门里当差。其实，他每天的“工作”是到坟地里转悠，除了混饱自己的肚子外，还收拾若干祭品回家，作为生计，声称这是自己每天的“薪俸”。这个骗局一直支撑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才被捅破。这个十分恶心的典故，讲述的是以假当真的谎骗术。由此可见，人们既要偷懒，又要谋生，就有可能使用骗术。
在激烈的争斗中，为了逃避死亡，也会假以骗术。在齐晋鞍之战中，齐军大败，晋军追上齐顷公的战车。卫士担心国君被俘，便同他交换座位，以骗敌误识；反又请顷公下车取水，乘机换成士兵的装束，骗过晋军，得以逃脱。这是调包的诈骗术。
在政治生活中，有的人为了往上爬，不惜使用骗术；在经济生活中，有的人为了大发不义之财，以次充好，以假乱真，不惜使用骗术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这些活生生的历史的写照，正好说明骗术发源于社会实践和生活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扩大，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，随着人们对于利的追逐的日趋激烈，人们在骗上贯注了更多的智慧，因此，骗术愈益扩大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骗术也愈益高明。举凡夫夷、父子、君臣、同学、朋友各种社会关系，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兵各个领域，骗术无孔不入。当然，最经常使用，而又精彩纷呈、细腻诱人的应该算社会生活领域的骗术了。明人张应俞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，以笔记小说的形式，写成《江湖奇闻杜骗新书》，揭露了24种骗行与骗术：脱剥骗，丢包骗，换银骗，诈哄骗，伪交骗，牙行骗，引赌骗，露财骗，谋财骗，盗窃骗，强抢骗，在船骗，诗词骗，假银骗，衙役骗，婚娶骗，奸情骗，妇人骗，拐带骗，买学骗，僧道骗，炼丹骗，法术骗，引嫖骗。
今人通过爬梳整理，仔细辨析，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骗术“高明巧，纷杂多端，有所谓‘串骗’、‘色骗’、‘诈骗’、‘拐骗’、‘诱骗’、‘奸骗’、‘装骗’、‘相骗’、‘法骗’、‘货骗’、‘文骗’、‘彩骗’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中的串骗、色骗、诈骗、拐骗是骗子的惯用伎俩。”
无论骗术有多少种类，无论它在多么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如何展开，就其文化本性而言，它总是游移于三种文化层面上：
一是以假充真。通过造假，争取主动。据《汉书・李广传》载，西汉名将李广曾率一百多名骑兵同数千名匈奴骑兵遭遇，匈奴骑兵见汉军兵少，以为是诱兵，急忙摆开阵势。汉军见敌人摆出了决战的架势，惊恐万状，想扭头撤退。李广处之泰然，对士兵说：“我们现在与大军相距数十里，如果怯敌逃跑，敌人就会追杀过来，我们很难幸免；如果镇定自若，敌人就会把我们当成诱兵，绝对不敢贸然进攻。”说完便命令士兵继续前进，在距敌不远处停歇下来。一些士兵心中无底，不免面露难色。李广又安慰道：“敌人本来以为我们会立刻退兵，不料我们却卸下马鞍，若无其事，正好使他们确信我们是诱兵。”由于李广摆出了“迷魂阵”，骗得敌人不明究竟，果然不敢冒进。到了半夜，匈奴骑兵怀疑附近的汉朝大军埋伏，为了避免遭受围袭，便远遁而去。李广最终率领这支小队伍从容地返回了大军营地。这种骗，传送出斗智斗勇的神韵。在职业骗子手中，以假当真的骗戏法，运用得娴熟神奇。这在明清笔记小说野史中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。在张应俞的《江湖奇闻杜骗新书》“脱剥骗”中的一折“诈称偷鹅脱青布”，十分典型：骗子的第一步是利用布店老板的心理，用花言巧语骗人；第二步，以假当真，通过一问一答蒙骗不知内情的外人；最后达到骗人获得的目的。（张应俞：《江湖奇闻杜骗新书》第8页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）
二是以真充假。通过以真冒假，以是充非，争取主动。据史载，晋元帝的叔父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迫害，秘密逃出，来到河边，被津吏阻止。春侍从宗典稍后赶到，见司马繇被阻，就用马鞭轻轻地打在司马繇的身上，说：“舍长，罕腐查禁贵人，你这个无名之辈居然也被阻禁了?”说完，两人像真的一样哈哈大笑起来，津吏疑云顿开，不再追究，司马繇由此脱身。这种骗，骗得惊险跌宕，扣人心弦。在职业骗子手中，为了达到获利的目的，也推演出种种离奇的骗术。近人徐珂编著《清稗类钞》，专列一类“棍骗类”，对于“放白鸽”、“仙人跳”、“戳包儿”等等有生动勾画。骗子们以色骗人，大抵上隐瞒色骗者的真正身份，比方女骗子与男骗子本是夫妻，男骗子却谎称女骗子死了丈夫，孤苦无靠，希望再嫁，果然有丧妻的殷实人家进入骗局；女骗子嫁入一段时间后，待主人放松警惕携金带银而逃。（徐珂编著：《清稗类钞》第11册，棍骗类“放白鸽”。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）
三是以假乱假。通过不断地交换假戏法儿，获得主动。据史载，南朝宋文帝垂钓天池，好久都一无所获，不由得既扫兴，又沮丧。王景文在旁看破了皇上的心思，并没有如实地安慰文帝：“算了吧，今天运气不佳，明天再来，定有收获!”而是打趣地说：“因为垂钓者清简，自然难获念饵之物。”文帝听后喜滋滋的。这本是安慰人的哄骗话，但因悦耳，文帝却不认为是骗人的戏言，而当成真的一样相信并予接受。可见，骗术一旦进入社会生活，用于化解尴尬局面，也不乏幽默的一面。但是，一旦他成为棍骗们的害人工具时，就一点也不可爱了。据载，清代杭州城有夜行船，一夜百里。船间男女混居，仅以木板相隔。有位张姓少年，以风流自命，恰好与一位女子相邻。少年偷窥隔板外动静，见那女子似笑非笑，以为对自己有风月之邀，不觉春心荡漾。入夜十分，众客熟睡。只见隔板忽开，有一妇人伸手过来，抚摩少年。少年急如星火，翻身过去，与她苟合。鸡鸣时分，少年起身，正要回到自己的铺位上，不料那妇人紧搂不舍。少年以为那人纵情贪欢，难以割舍，也就同她更加绸缪。等到天明，少年发现那女子萧萧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于是大惊失色。岂料妇人说道：“我本是讨饭婆，如今六十多岁，无夫无子，也无亲戚。正愁无处毛身，不料夜音蒙君见爱。古话说，一夜夫妻百日恩。如今你已是我的夫君了。愿托此身，不需分毫聘资。自此之后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分食，如何?”少年极其窘迫，无可奈何。众人嘲笑不已，劝少年酬以十金了事。（徐珂编著：《清稗类钞》第11册，棍骗类“丐婆诈欺某少年”。中华书局，1986年）
四是以真乱真。示人以真，以求乱真。通过真与真的变戏法，达到争取主动的目的。据史载，西汉名相陈平发迹前，曾在逃亡中带着宝剑乘船渡河。船夫见陈平仪表不凡，一人独行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，腰中藏有金玉宝器，情不自禁，顿生杀机，试图谋财害命。陈平看破船夫的心机，便解下上衣，光着膀子帮船夫划船。船夫疑心顿释。陈平逃过一劫。陈平化险为夷的关键在于，他及时地解下上衣，令人觉得他真不是带财而逃的将领，真而不假，实而不虚，无可怀疑。职业骗子那里，以真乱真，是常用的骗计。据《江湖奇闻杜骗新书》所载，若冰和尚骗取柴商荆秀云一千两银子，就是因为若冰和尚的形象酷似中宝像伽蓝而得手。在柴商荆氏看来，伽蓝再生，并向他化缘，是因为他同佛有缘，因此，对于这千古一遇的奇缘，他一定要不惜千金地种因果，结善缘。（张应俞：《江湖奇闻杜骗新书》第156页。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。）
在常人看来，只要与骗有涉，就是一种“恶”。骗术，是一种做骗的游戏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。这是一种道德评判。其实，骗术既不姓“善”，也不姓“恶”，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。它具有“善”、“恶”的性质，这要以时间、地点、条件、主体为转移。这样看来，骗术只是一种可以因人而用的手段、技巧，是一种专门的智慧和思维定势。如此说来，适用于骗术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价值判断，即有用的，或无用的，高明的，或低劣的，等等。
当然，如果将骗术同一定的社会行为结合起来，使这种社会活动具有客观效果和意义，那么，骗术就从属于某一事件了。对于这种事件的评价，当然适用于道德评价；但是，骗术本身同该事件毕竟不是一回事儿。骗术能够促进主体实践后果的形成，但是，其性质并不是由骗术本身带来的，而是由主体动机、实践效果、主体活动规则决定的。
骗子：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
骗子与骗术，是一个主体化的胶固体。但是，骗术的范围，并不只是适用于骗子及其生活的舞台空间。举凡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学诸种社会群体其生活领域，骗术催生出一幕幕历史活剧。
在政治生活中，骗术常常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在春秋时期，齐国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，小白以瞒天过海计骗得君位。其时，公子纠从鲁国由人护送返国拟就君位，公子小白从莒国由人护驾返国争夺君位。公子纠派管仲率兵在小白返国途中设伏，计划消灭对手。途中相遇，管仲使出平身力气，疾箭射向小白，小白应声倒地。管仲认为小白经此一箭，必死无疑，而对方也摆出了中箭身亡的状态。管仲飞马传报，告知公子纠。他们一般人马认为，既然小白已死，争夺君位的力量便不复存在，于是就不急不忙地朝齐国行进。那一边公子小白，机警过人，装死骗过了管仲等人。其实，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带钩。随后，公子小白藏在窗帘掩饰的车内飞奔赶路，先入齐国，登上了国君宝座。
无独有偶，西汉宦官石显专权，经常受到大臣们的指责。他很担心有朝一日被告倒失宠，因此使出了苦肉计，骗得汉元帝对他更加信任。一次，石显奉命出宫办事。他事先就禀告元帝，说恐怕回宫时时辰已晚，宫门关闭，请皇上命令掌管宫门的官吏开启宫门。皇上自然应允了他。石显公干完毕，故意拖延到夜间才回宫，称皇上有旨，令宫门官开门而入。事后，果然有人上疏，告发石显专权，假传圣旨开启宫门。元帝见事情果然不出石显所料，便笑着拿出告发信给石显看。石显故作悲戚地哭诉道：“陛下平常私爱小臣，让我管理事务，惹人妒忌，他们时常想谋害小臣，类似这样检举弹谧攻击的事情我想何止一件!只是明君知我忠诚，才能保护小臣平安。但小臣惟恐一人难称万人之心，请求准我归还职权，即便在宫里做些杂役也心甘情愿。望陛下哀怜，让我活命。”一席话说得元帝血热心颤，认为石显为主子办事得罪了大臣，受了许多委屈，因而更加怜爱和信任石显。
在经济生活中，骗术常常能获得一本万利，甚至是无本万利。西汉武帝好神仙。齐人少翁贪财好利，主意打到了皇帝身上，以擅长鬼神方术见汉武帝。其时，武帝所宠爱的王夫人死了，汉武帝很伤感。少翁便在夜间施法术招引王夫人的鬼魂，让武帝与王夫人阴间相会。少翁让武帝在帷幕后远远地望着，他施展法术，果然，汉武帝见到了王夫人绰丽的身影，十分高兴。于是，少翁被赏赐财宝无数。
在军事领域，骗术常常能够反败为胜，化险为夷，变腐朽为神奇。战国时期，苏秦约集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合纵，一起攻打秦国，推举楚怀王为纵长。秦国为扭转被动的局面，采用张仪的计策破坏合纵。秦惠王与张仪设下圈套，以秦国归还楚国商於方圆六百里之地为诱饵，骗楚国上当。张仪骗得楚怀王信任后，同一名楚国将军一道入秦讨回商於。等到进入秦国，张仪假装酒醉落地，声称受伤，三月不出府门，楚国将军因此不能见到秦王，楚国也得不到商於。楚王求地心切，自忖：“莫非张仪认为我与齐国绝交做得还不够吗?”于是又派遣不怕死的勇士宋遗去齐国，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断了同楚国结盟的符册，与秦国修和。秦齐交好之后，张仪就起身出府上朝，对楚国将军说：“您怎么还没有接受土地?从某地至某土，方圆六里。”楚国将军回答说：“臣受命接收商於六百里地才来秦国的，不是六里。楚国将军这时才知道被张仪骗了，就回国报知楚王。楚怀王大怒，要兴师攻伐秦国。陈轸又予劝阻，秦怀王不听，于是与秦国失和。两国大战于丹阳，结果楚军大败，楚王极为恼怒，倾全国之兵再度攻袭秦国，又大败于蓝田。
兵法有云：“兵不厌诈。”善于骗者，立于不败。唐朝安史之乱时，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靠安禄山、史思明。唐将张巡忠于唐室，不肯投敌自保。他率领二三千人的军队孤守雍丘，安禄山派降将令狐潮率四万人马围攻雍丘城。敌众我寡，张巡虽然取得出城袭击的小胜，但无奈城中箭支越来越少，赶造不及。没有箭支，很难抵挡敌军攻城。张巡想起了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，利用草人制造出城突击的假象，一举获得敌箭数十万支。令狐潮天明后，知已中计，气急败坏，后悔不迭。第二天夜晚，张巡又从城中往城下吊草人，贼众见状，哈哈大笑。张巡见敌已麻痹，就迅速吊下五百勇士。敌人不知是计，五百勇士在夜色的掩护下，迅速潜入敌营，打得令狐潮措手不及，营中大乱。张巡趁此机会，率兵冲出敌围。令狐潮被杀得损兵折将，大败而逃，只得退守陈留。正是依靠骗与勇，终于保住了雍丘。
骗术可以被广泛运用，有如此威力，是不是凡是施骗者，都是骗子呢?如上举诸例中的主角，―公子小白、宦官石显、齐人少翁、投机商刘玉山、智者张仪、忠臣张巡，都可以冠以“骗子”之名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他们都有固定而正当的职业，如为官、经商、从军，等等。使用骗术，只是他们在各自的实践中斗智斗勇的一种手法。由此可见，运用骗术的人，不一定是骗子；而骗子则总是以骗为业，以骗术作为谋生获利的惟一手段。?フ庋?，我们就可以讨论如何给骗子下一个定义了。
首先，骗子的社会属性是流氓。如果按社会群体或阶层来考察，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学六种群体（阶层)，骗子是无法挤身其中的；惟一能归口的，只能是“流氓”。
其次，骗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角色。它以行骗为职业，以骗术为手段，以获得为目的，专门干一些损人利己的勾当。
若要问“骗子是干什么的”，回答简单干脆，只有“行骗”两上字。骗子的行为方式一般分为两种：个体的与群体的。个体的，有称为“跑单帮”，“单干儿的”，“跳单肢的”；群体的，结伙而行，如“拆白党”、“放白鸽”、“仙人跳”，等等戏法，它需要由几个人或一群人来共同完成，如引线、布局、收摊、善后等等环节都有人各司其责，他们的表演如真如实，惟妙惟肖，真如演戏一般。这种群体行为，决定骗子同一些帮会有必然的联系。如青洪帮、丐帮、哥老会、佛道门等等，正是骗子的寄托之所。
骗术是为行骗服务的，多多益善。每个骗子都精通一门骗术。至于骗子选择几十种骗术中的哪一种，则因人而异，只要能够为他们谋利就行。譬如，大流氓、大骗子“海上闻人”黄金荣，为了获利，将做生日、建花园、办庙会、聚餐会等等活动也变成了骗人钱财的场所。可见，骗子的本性就是懒而贪利。只要能谋生获利，就要不择手段地行骗。由此可见，损人利己，不劳而获，就是骗子的职业特征。
作为一种社会角色，骗子有他特有的语言。这些语言当然只是在其群体、行业内部流通。譬如，在“江湘派”骗子集团中，将诱骗者称为“梗媒”，行骗者称为“主媒”，梗媒与主媒一道逃走称为“散水”，对受骗者进行善后工作的称为“生媒”。旧社会的上海滩，专骗有钱人的为“拔人”，寻觅主顾称“拉排头”，巡捕来了称为“风头紧”，做圈套要人上当称为“放生间”，设赌骗钱称为“吃引水”，借故敲诈勒索称为“拆梢”，骗卖儿童称为“贩石子”，拐骗年轻女子成婚称为“开条子”。
一方面，骗语通过话语系统世代传承；另一方面，骗语也有文本依据，即通过“经典方式世代传习。“江湘派”的师门大法，神骗们所遵奉的秘本典籍《英耀篇》就是如此。“英”是指家底、身世，“耀”是指知悉。“英耀”，是指通过高明的手法探知问卜者的家世，有针对性地施以骗术，然后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。在秘典中，“天”指父母，“比”指兄弟，“追”指子女，“八”指妻子，“七”指丈夫，“士子”指知识分子，“生孙”指商人，“哥”指老实人，“火底”指权贵，“畜生”指贱民，“敲”指用语言试探对方，“打”指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，在仓促之际吐露真情，“审”是指骗子根据观察和探知的情况作出判断，“千”是指刺激、恐吓、威胁对方，“隆”是指吹捧恭维对方，“卖”是指在掌握了对方的资料之后，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道来，使对方惊异并折服。通过《英耀篇》可以一窥骗语的门径：
“一入门先观为意，即开言切莫踌躇。天来问追欲追贵，追来问天为天忧。八问七，喜者欲凭子贵，怨者实为七愁；七问八，非八有事，定然子息艰难。士子问前程，生孙为追古，叠叠问此件，定然此件缺；频频问原因，其中定有因。一片真诚，自说慕名求教，此人乃是一哥。笑问我贱相如何?此人若非火底，就是畜生!沙砾丛中辨金石，衣冠队内别鱼龙。僧道纵清高，不忘利欲。庙廊达士，志在山林。初贵者志极高超，久困者志无远大。聪明之子，家业常寒。面拙之夫，财终不匮。眉精眼企，白手兴家之人。碌碌无能，终生工水之辈。破落户究极不离鞋袜，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。神暗额光，不是孤孀亦弃妇。妖姿媚笑，倘非花底定宠姬。满口好好好，久居高位；连声是是是，出身卑微。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，家有祸事。招子闪烁而故作安祥，祸发自身。好勇斗狠，多遭横死。怯需而能常受人欺，志大才疏，终生咄咄空抱恨。才偏性执，不遭大祝亦奇穷。治世重文学之士，乱世发草泽英雄。通过商大邑竞工商，穷乡僻壤争林田。
“急打慢千，轻敲而响卖。隆卖齐施，敲打审千并用。十千九响，十隆十成。敲其千而推其比，审其一而知其三。一敲即应，不妨打草而随棍上，再敲不止，何妨打草以寻蛇。先千后隆，无往不利；有千无隆，帝寿之材。故曰：无知不响，无隆不成。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，举一隅而知三隅。随机应变，鬼神莫测，分寸已定，任意纵横。慎重传人，师门不出帝寿，斯篇玩熟，定教四海扬名。”（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：《近代中国帮会内幕》下卷，群众出版社，1993年）
再次，骗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。自古及今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视骗子等职业为非正当职业，因而极遭鄙视。
当然骗子社会群体(阶层)的社会构成，不像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学等社会群体(阶层)那样稳固，其社会来源是变动的，并不是先天的，既可以从其他阶层中分离而来，又可以从此群体中分离出去。举凡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人因为各种变故沦入社会底层，都有可能加入骗子群体，而这个群体中又有若干最后分离出去，进入其他社会群体的行列。
进入到骗子群体中来的人员构成，有这么几种：
一是失意落魄的读书人。他们不能升入社会的最上层，转而沦入社会的最底层，一无所有，只能凭借他的智力优势，将智慧用在邪道上，以骗为生。
二是破产的地主、商人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吏。他们多因家庭、事业的重大变故，或破产，或罢官，一下子由社会上层跌入社会最底层，为了苟活，只能以骗度日。
三是失业的手工业者、学徒和破产的自耕农。手工业工人与学徒失业，农民破产，他们失去了正当而体面的职业，衣食无着，只能凭借其“好勇斗狠”和习惯的体力劳动来进入行骗者的行列；否则，别无选择。
四是残疾人，尤其是盲人。残疾人身体的缺陷，造成他们劳动与生活的不便，但又可借助人们对其生理缺陷的同情优势，挤身行骗者的行列。
骗与中国文化
真与假，实与虚，诚信与欺诈，自古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，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骗既是一种社会的主体行为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，――骗文化，它与儒家文化所张扬的诚文化相对应。
首先，骗与诚，同中国文化同源同根，共生共长。
自古以来，诚实被中国主流文化规范为崇高的道德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应该承认，骗常常是诚的一种文化补充，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诚所起不到的作用。在堪称中华智慧的《三十六计》中，骗同诚是相辅相承的。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：“诳也，非诳也，实其所诳也。”
意思是说，运用假象欺骗对方，但并非一假到底，而是让对方把受骗的假象当成真相。正因为这样，“假”常表现为可爱的机智。如三国时期张飞在长坂桥上喝退曹军，就靠“作假骗人”：虽然张飞只有二十余骑，同数十万曹营追兵决然不能作战，但是，张飞粗中有细，急中生智，虚张声势，以疑兵制敌。他命令军士砍下树枝，栓在马尾上，在树林中往来驰骋，扬起尘土，造成千军万马奔腾之势。
正因为如此，面对眼前的二十余骑，曹兵不能轻举妄动；三声怒喝，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被惊得肝胆破烈，倒撞于马下，而曹军“尽皆股栗”，果真收到了张飞所谓的“谁敢与我决一死战”的效果。明人冯梦龙编撰的《智囊全集》，有关自古以来的神奇骗计智谋，收集得十分周备，可供一览。这些神骗机智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。
其次，虽然骗与诚有必然的依存关系，但是，由于骗能够走向极端，塑造成群结队的危害社会的骗子，因而诚文化对于骗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的。其表现就是将社会文化的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引向真实与诚信方面，将骗文化局限在智谋领域。
中国主流文化提倡、彰显诚文化，就是针对骗文化有不合理、适移至恶(非善)的一面而言的。《论语・子路》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”《论文・为政》又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”《论语・学而》还说：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”《庄子・人世间》强调道：“凡交，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。”荀子将诚信者称作“君子”，将奸诈者称作“小人”。《荀子・荣辱》说：“故君子者，信矣，而亦欲人之信己也”；“言无常信，行无常贞，惟利所在，无所不倾，若是则可谓小人矣。”因此，儒家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，忠信胜过黄金、美玉。
自此以后，中国文化奉诚信为至宝，并将它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予以提倡和推广。晋代学者傅玄在《傅子》中十分推崇韩非子的名言：“巧诈不如拙诚”。他认为，无论心思多么机巧，多么诡诈，只要涉及一个“诈”字，则为不正，就不如出自诚心，虽然拙也罢，但还不失其平直真实。
再次，正由于骗文化与诚文化相生相长，相辅相成，因而骗文化的演变中，它很善于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文化生长的要素，丰富自己，装扮自己。换言之，诚文化对骗文化既有相斥性，又有兼容性。这种兼容性就表现为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吸纳。
骗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张扬的社会正义，将骗行装扮成路见不平，劫富济贫的使者。“江相派”骗经《阿宝篇》云：“贪官者，民贼也；奸商者，民蠹也；豪强者，民之虎狼也；其或以知(智)欺愚，恃强凌弱，欺人孤寡，谋人财产，此皆不义之财也；不义之财，理无久享，不极在自身，亦极在儿孙。不义之财，人人皆得而取之。故曰：‘做阿宝者’，非‘千’(骗)了，顺天之罚而已。”
此外，骗子群体组织体系的维系，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“孝”、“忠”、“义”、“友”等等道德范畴。这些道德范畴在一些骗子集团中为维护上下、老幼、尊卑秩序，增进骗众之间的亲和力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个作用就体现为骗众对骗首尽“孝”、尽“忠”，可以规范和约束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，并协调其利益；骗众之间友爱互助，讲义气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，有利于他们在行骗活动中一致行动，互帮互助。